亚当·斯密300年︱财富与道德——亚当·斯密的双重启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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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是亚当·斯密诞辰300周年。这位“经济学之父”身上充满着矛盾:他天赋异禀,14岁就读格拉斯哥大学,17岁入读牛津大学,25岁成为母校格拉斯哥大学的正教授;但同时又素有痴名:读书时经常发呆,懒得给朋友们回信,一生未婚也没有子嗣。他只留下两部著作——《国富论》被奉为现代经济学“开山之作”,《道德情操论》却被视为伦理学的经典。

300年来,亚当·斯密的思想仍影响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轨迹,他的形象也曾被蒙上历史的迷雾。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亚当·斯密,澎湃新闻推出“亚当·斯密300年”专题,邀请多位学人从历史、哲学、经济学等层面,多维度展示这位“现代经济学之父”的多重面貌。

要准确理解亚当·斯密,就要先了解他所处的时代。十八世纪中后期,在苏格兰这片苦寒之地,特别是爱丁堡、格拉斯哥等城市,史无前例地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思想家:弗兰西斯·哈奇森(Francis Hutcheson, 1694-1746)、大卫·休谟(David Hume, 1711-1776)、亚当·斯密(Adam Smith, 1723-1790)、亚当·弗格森(Adam Ferguson, 1723-1816)、托马斯·里德(Thomas Reid,1710-1796),等等。这是苏格兰文化史上的高光时刻。由于它处于欧洲的启蒙时代,与法国等地的思想启蒙遥相呼应,因此后世称其为“苏格兰启蒙”。

“苏格兰启蒙”对人类思想有着非同凡响的贡献,概括而言大致包括:其一,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延续了约翰·洛克等英格兰思想家的“经验论”传统,但更加关注人的感官(sense)的功能,比如托马斯·里德及“常识学派”(common sense,又译“共感学派”),这是他们思考问题的哲学起点;其二,在此基础上,相比法国启蒙思想家主要关注政治问题,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尤其注重思考道德感、幸福感之类的问题,在心理学、道德哲学、伦理学领域颇有建树,比如亚当·斯密《道德情操论》;其三,在形式上,苏格兰思想家较少英格兰、法国,特别是德意志的启蒙思想家的“体系癖”,他们热衷于写随笔,尤其是大卫·休谟;即便是大部头著述,他们也时常即兴发挥。

亚当·斯密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南部接近英格兰的法夫(Fife)郡,这里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圣安德鲁斯大学。亚当·斯密具体出生日不详,据记载,受洗日是“儒略历”6月5日,公元纪年6月16日。斯密是遗腹子,据传幼年时曾被吉普赛人短暂诱拐。大约14岁时,斯密进入格拉斯哥大学,师从弗朗西斯·哈奇森学习道德哲学,思想前卫。1740至1746年,他进入牛津大学学习,但自称没学到什么东西,而且据称因阅读休谟的《人性论》(1738年)而受到严厉处罚。斯密比休谟小12岁,按中国人的说法正好一轮。1723年,即斯密出生那一年,休谟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,也是对母校颇有微词。

1748年,斯密开始在爱丁堡大学授课,其实那是由一位贵族赞助的系列讲座,算不上正式的职位。如果休谟晚生十几年,这时进入爱丁堡大学,或许就不会对母校那么不尊敬了;不过也未必,因为斯密一开始讲授的仍然主要是修辞学、文学这类被休谟视为无关宏旨的东西,后来才转向“富裕与进步”之类的主题。这一年,苏格兰启蒙时代的“双子星座”终于晤面,彼时,休谟是爱丁堡律师协会做图书管理员,斯密是大学教授。后人著有《异端与教授》(丹尼斯·C.拉斯穆森著,徐秋慧译,格致出版社2021年),形象地刻画了两人的精神风貌、友谊与分歧。“异端”(infidel)指休谟,他质疑宗教信仰,以怀疑论著称;而“教授”(professor)除了指斯密的身份,在当时的英文中还有“信奉宗教的人”之意。

1751年,斯密受聘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,次年改为道德哲学教授,讲授内容扩大到伦理学、修辞学、法学、政治经济学、以及治安、税收等众多领域。1759年,在这些授课内容基础上,斯密出版《道德情操论》。与业师哈奇森不同,斯密写作强于演说,他的这部著作很成功。斯密的文字有一种铿锵有力,甚至雍容华丽的气度,不过,中译本很难传神。

1764年,斯密被一位贵族聘为家庭教师,年薪高达300英镑。他辞去大学教职,接替其教席的,正是前文提到的另一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、“常识学派”代表人物托马斯·里德。斯密陪同那位私塾弟子、后来的布克勒赫公爵游历欧陆,在日内瓦见到了避难的伏尔泰,在巴黎见到了到访的美洲人本杰明·富兰克林。1766年,斯密结束家庭教师任职,回到苏格兰老家,此后十年,专心写作。1776年(休谟去世的那一年),《国富论》出版,大获成功,第一版仅六个月就售罄。1778年,斯密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专员,与母亲一起迁居爱丁堡。1783年,斯密成为爱丁堡王家学会的创始会员。1787至1789年,斯密任格拉斯哥大学荣誉校长。1790年,斯密去世。与休谟一样,斯密也没有留下婚姻或子嗣方面的记录。

斯密的思想凝聚在前后两部著名作品中:《道德情操论》(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, 1759)与《国富论》(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, 1776),前者大体上是一部道德学说著作,后者总体上是经济学著作。这似乎提醒我们,斯密与其他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一样,以德性为思考的起点。长期以来,不少中文读者只知道斯密是一位财富导师,不知道他还是一位德性导师——为富不仁不是斯密思想的精髓。

《道德情操论》的中文书名多少有点误导性,可能让人觉得是一部道德教化的书。实际上,该著与苏格兰启蒙时代重视感官、知识、道德的思想风格一脉相承,书名译为“论道德感知”或许更为贴切。业师哈奇森认为,人的道德感源自感官,比如,如果我感到恶心,那么引起我恶心的事物就是不道德的;休谟的《道德原理研究》以及托马斯·里德的“共感”(“常识”)也大致持有此论。但是,斯密认为,人的道德感不是源自感官,而是源自人的“共情”能力。“共情”(Sympathy)有时被译为“同情”,不是很贴切,因为“同情”带有怜悯的意思,而“共情”比较中性。共情不是一种物质形态的感官,但斯密认为,它是人与生俱来的情感特质。人生活在群体中,会感知他人对自己的态度,并做出某种情感甚至行动上的反应,反过来,他人亦如此,由此,形成一种“共情”关系。人都希望获得他人的美好的共情,通俗地说,希望获得他人更多的好评、更少的差评。如果一件行为引起他人的美好的共情,那就是道德的,反之,就是不道德的,由此,共情成为人的道德实践的指针。这就是斯密的“道德感知论”(道德情操论)的基本原理。斯密“道德感知论”不是简单地改变了道德感知的基础——从哈奇森的“感官”、里德的“共感”等改为自己的“共情”,它的更大的意义在于,揭示了人类道德行为背后的“功利”基础——想获得更多的好评。后世学者有称斯密是功利主义的创始人之一,即以此为凭。有意义的是,斯密在此书中将这种功利动机喻为“看不见的手”(invisible hand),并指出,如果发挥得当,它就能通向财富——这是斯密的下一个雄心《国富论》的宏旨。

《国富论》的中文书名同样多少有点误导性,不少读者误以为它讲的是如何实现国家富强。这种理解不能说全错,但有伤宏旨。其实,书名中的英文单词nations的准确理解应该是“国民”,而不是“国家”。《国富论》讨论的主要不是“国家”的财富的来源与性质,而是“国民”的致富的来源与性质,换句话说,它首先关心国民的财富,然后才关心国家的财富,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富国先富民”。

与众多宏大主题一样,经济是西方思想的一个历史悠久的主题——毕竟,爱财是人的天性。古代希腊人关心经济,比较典型的是色诺芬的《论经济》(Οἰκονομικός, Oeconomicus),这可以说是“经济”一词的起源。中世纪,世俗财富不是神学的突出主题,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神学家关心,中世纪后期的托马斯·阿奎那在《神学大全》里称,基于高需求的高价格无异于盗窃。十六世纪开始,也就是学术界所称的“现代早期”,重商主义在欧洲盛行一时。“重商主义”(mercantilism)其实又是一个容易造成误解的中译,这里略作铺陈。

财富对欧洲现代早期君主(学术界称“新君主”)的崛起意义重大。但是,什么是财富?“新君主”及其财政幕僚们的理解与我们今天有所不同,或者说比今天狭隘。大体上,他们认为,财富等同于金银等重金属通货;世界上财富的总量是不变的,各国的财富此消彼长;一个国家要想实现自己的财富增长,就要夺取其他国家、特别是海外国家的财富,无论其手段是贸易或掠夺;就贸易而言,应该发展本国的工商业,鼓励出口,限制进口,提高关税。总之,金银就是财富,金子、银子流出越少越好,流入多多益善。这其实就是“重金主义”——一种简单、实用的生财之道。这种“重金主义”观念与实践本质上是各国在财富上的“内卷”,而不是共同增长。十八世纪中期开始,它不断受到修正和批判。法国“重农学派”思想家米拉波侯爵认为,一个国家的财富源头不是金银,而是土地与农业,他讽刺“重金主义”为mercantilisme(法文),意为“唯利是图”。伏尔泰、卢梭、休谟等也都批评过这种“重金主义”。

对这种重金思想批评得最为深刻、系统的,可以说是斯密。斯密借用米拉波侯爵的术语,批评“重金主义”是一种“唯利是图的制度”(mercantile system)。此后,mercantilism这一术语渐渐成为“重金主义”思想的代名词。中文通常将mercantilism译作“重商主义”,这种译法由谁开创,是不是误译,可以另作讨论,这里姑且遵从约定俗成,继续沿用。只是希望读者不要望文生义,以为“重商主义”就是重视商业,其实它的本意是“重金主义”——甚至称它“拜金主义”也无妨。

《国富论》正是从批判重商主义开始的,其核心观点与重商主义截然相反:金银并非财富的属性或本质,而是财富的化身或表象;国民财富的增长主要源于生产的增长,而不是海外贸易和掠夺;生产增长与原材料、市场、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有关,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市场,而非国王的干预。斯密主张“看不见的手”作用,倡导“自由放任”。只不过,“自由放任”(laissez-faire)这个术语不是斯密的首创,它最初是法语,源于前面提到的法国的重农学派。说到这里,还必须补充一点,主要在经济领域,斯密强调市场的作用,但在司法、国防、教育和公共事业领域,他认为,立法者应该承担积极责任(《国富论》第五卷)。

斯密及《国富论》第一次将关于经济的思考摆在了人类思想的突出位置,由此形成一门成熟的学科——经济学。现代之前,或者说,在亚当·斯密之前,只有零星的经济思考,但谈不上经济学。在斯密的时代,财富或者说经济问题还算不上大多数启蒙思想家们的“显学”,比如,法国启蒙哲人更多关注的是社会契约之类的政治问题,而苏格兰其他启蒙思想家更多关注的是道德问题。自斯密至今的三个世纪里,经济学发展出众多的流派。而第一个流派,自然就是由斯密开创的经济学,其代表人物还包括:大卫·李嘉图、托马斯·马尔萨斯等,而中国读者最熟悉的,是卡尔·马克思。后世称这一学派的经济学为“政治经济学”(political economics),顾名思义(尽管有简单化之嫌),政治经济学就是从政治角度思考经济问题,就好比,后来出现的“行为经济学”是从人的行为方式角度思考经济问题。政治经济学关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,其基本立场是反对政治对经济的过多干预,在这个意义上,如果称“政治经济学”、至少是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为“反政治经济学”,亦无妨。十九、二十世纪,出现了更多的经济学门派,它们称斯密的经济学、即政治经济学为“古典经济学”(classical economics)或“古典政治经济学”,有徒子徒孙尊奉祖师爷之意味,只不过,“古典”二字容易让人误以为是指古希腊、罗马时期。到二十世纪中后期,又出现一种“新古典主义经济学”,可以理解,它是对亚当·斯密一派经济学的复兴和改造。简言之,斯密经济学、政治经济学、古典(政治)经济学,大致是同一个意思;斯密被誉为这些名词所形容的经济学“之父”,实至名归。

《道德情操论》表明斯密是一位道德学家,《国富论》表明他是一位经济学家,实际上,斯密是一位十分广博的思想家。斯密在遗嘱中要求销毁自己的几乎全部手稿,有何顾忌,尚未可知。所幸的是,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的讲课被一些学生比较完整地记录下来,一些朋友也获赠过他的手稿,这些文稿表明斯密的涉猎是何等广博。其中最值得一提的,是斯密关于欧洲历史上“封建”经济的思考,这对于我们正本清源地理解“封建”一词的本意,十分重要。他关于“文明社会”(civil Society)诸多主题,比如:治安、法律、国防等的思考,也影响深远。他关于人类文明史“四阶段”(渔猎、畜牧、农业、商业)的阐述,表明他启发卡尔·马克思的,不仅在于政治经济学,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。

亚当·斯密秉承业师哈奇森、挚友休谟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道德实践风格,不仅研究道德,而且践行道德。后人纪念斯密,不仅奉其为现代经济学的鼻祖,而且敬仰他的人格。今天,游人到访爱丁堡,亚当·斯密与大卫·休谟的两座青铜雕像是必定的打卡景点。2007年新发行的20英镑纸币上,印有亚当·斯密的头像。亚当·斯密还是中国晚清“西学东渐”的重要主题,严复将其《国富论》译为《原富》。

今天的中国读者纪念斯密,首先要做的就是还原斯密的苏格兰启蒙思想语境。具体而言,一是从启蒙思想角度,而不仅仅是从经济思想角度认识斯密;二是从德性角度,而不仅仅是从财富角度思考经济问题。斯密的贡献不只是《国富论》中的经济学,还有《道德情操论》中的道德学说。实际上,经济与道德本来就是一体。汉语“经济”一词本来就包含道德义项,中国古代商人也一直有“以德聚财”之说。今天,中国的经济发展步伐加快,我们重温斯密的财富与道德学说,其裨益自不待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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